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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历史之谜——严嵩为高友玑撰墓志铭

更新时间:2016-01-11 10:49:07 作者: 来源: 点击数:0
石翁仲
墓全景

  位于乐清市北白象镇高岙山西麓有一座古墓,三面环山,中有盘谷,外围青龙、凤凰、观音等山峦,林木葱茏,气势雄伟。墓依山而建,上下五坛,坐东朝西。这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友玑墓。
  高友玑为乐清市明朝唯一的实职尚书。他为弘治三年(1490 年)进士,历官十九任,直至南京工部尚书、刑部尚书,以吏治闻名。嘉靖诰命称赞高“道秉直方,德推耆硕。任更中外,历著忠勤。……进礼退义,大节勿渝。” 永嘉蔡弘勋称他“虽荣显困厄相寻,而直道大义不可渝也”。高友玑被公认为一介忠臣。在历史上颇有清声。
  然观过高墓者,常不免在心中生出疑窦:这样的一位忠臣,其墓志铭却为严嵩所书,莫非高与严有相交乎?果真有其事,岂不损高公之名节?
  严嵩,生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卒于世宗嘉靖四十 五年(1566年),字惟中,号介溪,分宜(今江西分宜)人。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久之进为南京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 嘉靖(1522—1566年)时,受到明世宗皇帝朱厚熜的宠信,在内阁二十年,专擅国事,贪鄙奸横,是明代有名的奸臣。
  其实,没有任何史藉证据表明高与严有过交往。严嵩之所以为高书“明故资政大夫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襄简高公墓志”碑,只是一篇职事文书。
  据《明史·七卿表》记载,高友玑是在嘉靖八年(1529年)时在南京刑部尚书任上退休,奉圣旨建尚书牌坊于府门。严嵩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以后引疾归家十年。
  严嵩返朝后,一直寻找机会升迁。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严嵩忽然鸿运临头——他竟然有机会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奉世宗之命到安陆去祭祀兴献王的陵寝!他欣喜若狂,知道升迁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就储心积虚,想出了一个讨好明世宗的好办法。
  严嵩极其认真虔诚地完成祭祀礼仪之后,马上给世宗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上书,详细地汇报了祭祀的全过程。在这份上书中,严嵩写下了对他一生而言至关重要的话:
  “臣下完全按照陛下的意思举行祭祖恭穆献皇帝时,天气非常的 合乎人意,需要下雨时就下雨,需要晴时就晴了。并且在祭祀前后,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这一种神秘而又吉祥的现象,分明是上天对陛下们 爱之情的流露,请求陛下令大学士们撰写文章记载这些瑞兆,然后刊之于石、以承天下。”(原文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
  世宗皇帝极端迷信神灵、崇尚道教。严嵩的这一番胡言乱语,却直说得世宗心花怒放。世宗下令严嵩立刻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秩阶正二品,这才只是他得宠的开端。
  不过严嵩此时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还远。高友玑同是在嘉靖七年 三月任南京工部尚书,同年十一月转任刑部尚书,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八年(1529年)的四月,69岁的高友玑就告老退休还乡。高友玑的官宦生涯多在地方度 过,在朝时间较短,最后两个官职可视为朝廷对官员退休前提高待遇的安排。既有短暂的同朝为官的时间,不能排除高与严认识的可能,但一位即将卸任的官员,对 严嵩有多少的利用价值呢?而以高友玑的正直秉性,也难以对严嵩这等曲意媚上者产生好感。
  直到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严嵩抓住机会入京为礼部尚书盘踞津要,凡21年。而这时高友玑返乡创办“南屏书院”,归林下优游已达七年,远离朝政。
  高友玑卒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时任云南澄江太守的长子高廷绅具奏陈情乞恩优恤赠谥赐祭葬。次年,高友玑被追赠为太子少保,赐谥襄简。
  再说严嵩入京后竭力钻营,到嘉靖21年(1543年)终于达 到被拜为武英殿大学士、兼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文渊阁。但他初入阁门,资历尚浅。为讨皇帝喜欢,他主动辞去礼部尚书的职务,一门心思到内阁“勤政”,甚至创 下几个月不回家梳头洗脸的历史记录。很快严嵩取得世宗的信任,逐渐掌握重权。但明世宗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重新起用被严嵩排挤的夏言任内阁首辅, 对严嵩构成威胁。因此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正是严嵩与夏言较量最激烈的时候。
  高友玑作为刑部尚书正二品官员退休。当高友玑卒时,严嵩重权 在握,除有谨身殿大学士、少师、太子太师等头衔外,还身兼六部中最重要的吏部尚书一职。根据《明史·职官》载,吏部尚书的职责为“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 考课之政令,以甄别人材、赞天子治”。其中的“封勋”,又表述为封爵、袭荫、褒赠、吏算,包括官员卒后的追封等事宜。《职官》又载,“凡封赠,公、侯、伯 之追封,皆递进一等。三品以上政绩显异及死谏、死节、阵亡者,皆得赠官。”根据这个规定,高友玑原为正二品官,因政绩显异,死后升授资政丈夫,赠太子少保 (从一品)。
  至于高廷绅请严嵩为其父撰墓志,实出于世风。我国古代士大夫 葬,其下辈必乞求名宦为志铭,当时严嵩位极人臣(被认定为大奸臣是后来的事),能得其秉笔自然高兴。廷绅时任云南澄江知府,嵩为内阁首辅,在官场上不存在 直接的隶属关系,同时,当年廷绅已逾六十,不存在再起任职的希望。所以说,友玑父子虽与严嵩同朝为官,实无交往,当严嵩擅权窃政时,他们均离开了政坛,严 嵩撰其墓志,无损其清白。
  综合各方面史料来分析,严嵩虽为高友玑书写墓志铭,但两人之间并无交往。严嵩为高公撰墓志铭,乃公事公办,丝毫不损高公之高风亮节。

(来源:乐清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以上的看法告诉我们,严嵩为高友玑书写墓志铭,只是职事文书上的来往。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下面这种观点:
  观高友玑的一生,其三十岁登进士第,历仕三朝,曾三为知府, 三为参政,二为布政使,两任都御使,两任工、刑部尚书,以南京刑部尚书致仕,从政40个春秋,包括致仕居家10余年,四子中有有二子知府事,可见高友玑在 当时宦场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高友玑卒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时任云南澄江太守的长子高廷绅具奏陈情乞恩优恤赠谥赐祭葬,恰好这一年正是严 嵩与首辅夏言较量最激烈的时候。我们不能排除严嵩为了取得胜利而不断增加自己的势力,他看中高友玑的家庭背景为能拉拢他们而出面为高友玑书墓志铭,也是件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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